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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爷指引我写交响乐

归档日期:04-29       文本归类:黄飞然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在我们这一代的心目中,李德伦就是“中国交响乐”的代名词。但我从小除了是他的忠实听众以外,还多了一个“特权”:我曾经可以作为一个野孩子让李大爷抱着随便坐在他的膝盖上当马骑,盖因我们两家三代都是亲密的好朋友。我叔叔黄飞然和李大爷是同学,而家父黄飞立比大爷小几天,在他们老哥俩八十大寿时,北京音乐界还请他们同台指挥了一场交响音乐会祝寿呢。随着岁月匆匆流去,我对大爷的称呼也从“李伯伯”变为“李大伯”,又变为“李大爷”,而李大爷对我的教诲和影响也将永远伴随着我。

  “”倒台后,1977年初的一天,李大爷特地把刘诗昆和我都叫到他家,想把我早已写好并封存了四年的《中国畅想曲第二号》推介出来。在他的鼓励下,刘诗昆用《序曲与舞曲》的曲名,很快在民族宫将此曲首演成功,并推向国际舞台,得到一片好评。后来不少中国钢琴家弹这首乐曲赢得大奖,包括郎朗在1994年赢得老柴青少年比赛第一名的那次。

  整个1977年,我都沉浸在写作中。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包括大型交响性歌剧《护花神》和由三个大型管弦乐作品组成的《交响音乐会No.1》。特别是后者,是由一个主导旋律贯穿始终的。

  《交响音乐会》的第一首乐曲首先脱稿,这就是交响序曲No.1《春祭》。1978年清明节那天,小鹿(李大爷闺女)特地和我们两口子一起去友谊医院见李大爷,他那会儿正因癌症住院。李大爷那天特别高兴,来回翻看我那手稿,甚为嘉许,说:“虽然老柴的影响还挺明显,但很交响化,很真挚,在结合咱们中国的语汇上颇有新意……”他告诉我说,他很想指挥这首新作,可惜“”刚倒,他还在被审查中,一时尚不能上台。看着我们难受的神情,李大爷说:“小伙子别急,还有韩中杰呢!”他很快约了韩大叔到家里来。韩大叔听李大爷一说,高兴极了,一把就将总谱拿了去。没几天,交响序曲No.1《春祭》就由韩中杰指挥中央乐团在北京成功首演。与此同时,中央歌剧院在刘诗嵘和郑小瑛的领导下,也把歌剧《护花神》成功地推上了舞台。

  与交响音乐不同,这部两小时长的歌剧《护花神》既“直接”又“具体”地描写了1976年清明的事,而且在艺术上还成了第一部“没有一句对白”的中国交响性大歌剧。其中人们十里长街向送花圈的一首大合唱,主角的独唱,重唱,群众的合唱在舞台上与管弦乐交织在一起,甚为复杂。那时歌剧院刚刚恢复,排练起来有困难,正为难呢,又是李大爷伸出援手。他出面请严良到歌剧院排出了这首合唱。这次成功的首演,甚至直接促成了这个合唱日后在芝加哥和纽约林肯中心三百人大合唱团的演出。

  1980年,由于没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我无奈之下只好远赴加拿大和美国完成学业。那年我的芭蕾舞剧《敦煌梦》刚刚被中央芭蕾舞团“枪毙”。

  1982年,中央乐团在李大爷的指挥下,《敦煌梦》的四首音乐选段——沙漠、伎乐天、风神、飞天女——终于以组曲的形式在北京首演。首演是如此成功,以至于韩中杰及郑小瑛等也将《敦煌梦》列入自己的曲目,大家把这部作品很快推介到欧、澳、美、加等国。西方乐评指出“中西交汇”,“这首令人陶醉的作品是这样的令人难忘。”按李大爷的话说,《敦煌梦》成了那些年“在国外演奏得最多、最成功的中国作品”。

  李大爷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其中《伎乐天》一首,描写敦煌莫高窟中司乐的仙女壁画中飘下,奏起箫、琵琶、古筝、古琴、磬及箜篌等乐器翩翩起舞的幻景。曲中的民族乐器全都由交响乐队来演绎,特别是古筝、古琴,是由两架竖琴来表现的。“这首最有特色,也最受大家赞赏!”指挥卞祖善盛赞:“这是咱们中国迄今最成功的管弦乐曲。”

  我是多么幸运!虽然《敦煌梦》至今仍无望在神州登上舞台,有了李大爷的支撑,这部作品的音乐部分却获得了艺术生命,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选为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经典作品之一,选曲《伎乐天》还成了我国竖琴比赛的曲目。除了欧美乐团的演出,李大爷还与莫斯科乐团为《敦煌梦》灌制了激光唱片。这些连同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中央乐团的录音,直接促成了台湾指挥大师陈澄雄在1994年将全剧推上舞台。全剧由莫斯科俄罗斯国立芭蕾舞团与台湾省立交响乐团演出,俄罗斯大师戈捷耶夫亲任总监,陈敏编导,实现了“中俄艺术家在芭蕾舞成功合作”的破天荒创举。

  但《敦煌梦》的捷报并不能替代我对李大爷的心愿。我所有现代音乐理论课程的“全优”成绩,反而令我看透了西方所谓现代派的贫乏。面对冲垮一切传统的所谓先锋派狂潮,经过几年来的思考与实践,我终于回到伟大先贤们的肩膀上,选择了一条“不与之同流”的“窄路”。《交响音乐会No.1》中的第二首——g小调钢琴协奏曲——就是这个理念建立的第一部大型作品,当时我还在多伦多。乐曲完成的1983年,就由赖德梧指挥广州交响乐团实现了首演,独奏者是美国钢琴家巴诺维兹。

  不久,《交响音乐会No.1》中的第三部(C大调交响乐》也在匹兹堡完工了,我了却了心头多年的宿愿,特将它题献给敬爱的李大爷。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牢记李大爷的教诲:“艺术最贵真诚”,尽力把心中最真实的东西倾泻出来。下一年,1984年8月13日晚,在李大爷和郑小瑛的推动下,整套《交响音乐会No.1》终于在北京民族宫礼堂全本首演。主办者为中央歌剧院乐团,郑小瑛指挥《交响序曲第一号》和三个乐章的《g小调钢琴协奏曲》,巴诺维兹特地从美国赶来又一次担任了独奏;李大爷则亲自执棒指挥了这四个乐章的《C大调交响乐》。记得大爷挥动了那神奇的指挥棒“砍”下《交响音乐会》最后一个和弦时,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这时乐队像“疯”了一样,第一小号手不理会我的原谱,把C音吹高了两个八度,硬是在上加两线的D上用三个fff硬吹到底。李大爷回过身来向观众席中招手,示意让我上台,我却被如雷掌声“震傻”了,还是身边的吴祖强院长把我推出去的。

  报界一片好评,其中以李西安的评论最为中肯,他说,黄安伦“为我们带回了他的新作——大型套曲《交响音乐会》。以他娴熟的技巧和火一般的激情,倾诉了中华民族充满光荣与苦难的过去,讴歌了光明的未来,给听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仅是黄安伦个人作曲生涯中的里程碑,也为中国音乐带来了春天的信息”。

  没有大爷大妈的提携,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首演一部这样大型的作品?《C大调交响乐》的首演,给我提供了一个修改的基础,回美国后,1985年,我从耶鲁写信给李大爷,把决心改好这部交响乐的心情好好说了一通。

  浪迹天涯,我后来仍有几次机会和李大爷在多伦多重聚,一次是在1986年,他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演奏《自新大陆》交响乐和《敦煌梦》选段,另两次是1995年他、李珏阿姨、小鹿,以及1999年刚刚在洛杉矶指挥完《梁祝》与老柴第五后与李阿姨又来加拿大探亲。风闻中国交响音乐的泰斗来访,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我们大家也有了机会再听李大爷畅谈上下古今和中国音乐的未来。

  但是《C大调交响乐》修改后发出声音的日子,因种种原因却拖到了2001年4月才实现。在龙音唱片公司主持下,那次是由俄罗斯指挥大师克里缅茨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在莫斯科中央电台著名的第五录音棚将全曲录制成激光唱片。紧赶慢赶,同年六月份CD和定了稿的乐谱送到李大爷手边时,他已病危在床。李大爷不能亲自指挥这份定稿本,成了我永远的遗憾。世事如烟,李大爷虽然已乘鹤西去,他对我的教诲将永存心间。向着李大爷的在天之灵,我要说;“李大爷。我愿像您一样把爱和一生献给咱中国的音乐。李大爷,我一定不令您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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